除夕前一天，光明网宣布，我国成功从美国追回了一件西周时期的宝贵文物——丰邢叔簋（guǐ），这件流失了40年的珍贵文物，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海外流浪。

追寻流失海外的中国珍宝历程

历史上中国曾经历了战乱、外交不平等条约、以及西方列强的文化掠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大量文物的流失。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增加，许多西方探险家和学者来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收集。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多次考古探险，并将大量文物带回欧洲。

比如敦煌遗稿，它的发现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的一大事件，被发现于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的一个密封洞窟中，这个洞窟后来被称为“藏经洞”。

其中文献包括从4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本，内容丰富，涵盖了佛教经文、历史文献、文学作品、医学、天文、法律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成就，也蕴含了大量的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信息。

斯坦因于1907年和1914年两次访问敦煌，从藏经洞中带走了大量文献，这些文献后来被运往英国，成为了大英图书馆的重要藏品。这些敦煌遗稿为研究古代中国乃至亚洲历史、文化、宗教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部分文献已通过复制、数字化等形式与中国学者和公众分享，但关于原件归还的讨论仍在继续。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国际合作，共同保护和珍惜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此外，卢吴公司和山中商会等古董商行在文物流失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商行利用当时中国法律的空白和西方对东方艺术品的高需求，将大量中国文物售卖给西方收藏家和博物馆。

根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大约有1700万件中国的文物散落在世界各地，这些文物目前主要分布在29个国家的126个博物馆中。

这些流失的文物包括青铜器、陶瓷、书画等多种类型，横跨夏至清14个朝代，一些珍贵无比的艺术品，比如《女史箴图》、《丧乱帖》、《昭陵二骏》等，因为战乱而失落无踪，至今未能找回。

国际博物馆协会称，中国的出境文物数量大约为164万件，散布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另外，据中国文物学会提出的数字，这一数量高达一千万件，几乎是博物馆藏品数量的六倍。

中国文物返乡之难解码

文物的回归之路充满了艰难与挑战，这不仅涉及到繁复的证明手续、复杂的追索流程，还包括文物真伪的核对等多个方面。简单来说，就是需要有大量确切证据证明，这件文物是中国的。

首要难点在于证明该文物确实来源于中国，并且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情况下流失。这需要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以及专家见证等证据来支持，而这些证据往往难以获得，或者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整理。

同时，文物回归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或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国际法律、外交关系的复杂问题。每一件文物的追索都可能涉及到与持有国的长期谈判、法律诉讼等，这些过程耗时长、成本高，且结果不确定。

很多流失的文物都有着复杂的流通历史，可能经过多次转手，追溯其原始出土地点、流失途径等信息极其困难。这为证明文物的原属权和流失情况增加了额外的挑战。

即使能够确定文物的原属权，回归过程中还需要进行严格的真伪核对，确保回归的文物是真迹。这就涉及到详细的历史、艺术和科技方面的分析，进一步增加了回归工作的复杂度。

尽管面临这些客观难度，中国仍然在不断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寻求流失文物的回归，包括与国际组织合作、利用法律手段、进行外交谈判等。

例如丰邢叔簋，这件西周晚期青铜器于1978年在陕西发现，1984年被盗流失至海外，历经40年漂泊后，于2023年由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索回中国。

在追索如丰邢叔簋的过程中，国家文物局整合了大量的历史和法律证据，同时还与持有人进行了长期的沟通与协商。这个过程中，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流通途径和当前的所有权情况往往缺乏透明度，大大增加了追索的难度。

国际社会虽然对文物返还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支持，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国际法律标准，以及不同国家对文物归属的理解存在差异，使得文物返还成为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议题。

此外，文物返还过程中还涉及到文物真伪的鉴定，这需要高度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支持。鉴定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的争议，都会进一步增加追索工作的复杂度。

中国文物返乡之路的辉煌与挑战

近年来，随着全球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在追回流失海外的文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据官方数据显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已有18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艺术品成功返回祖国，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彰显了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在文化财产保护方面的共同努力。

文物的回归途径多样，其中包括购回、捐赠、司法诉讼和官方协商等。例如，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的回归，部分是通过购买和捐赠方式实现的，如兔首和鼠首由法国亿万富翁皮诺家族捐赠，马首由何鸿燊购买后捐赠给国家。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蔡铭超在2009年佳士得拍卖中的行为，作为中国拍卖行保利集团的顾问，蔡铭超通过竞拍成功赢得了鼠首和兔首，但随后以爱国的名义拒绝支付，抗议这些文物的非法交易，并促进其归还。

这一行为引发了对文物保护和合法交易的国际讨论，也凸显了追索流失文物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而元代《道法自然图》卷的回归，是由香港苏富比拍卖并由蔡明镛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同时，《永乐大典》残卷是通过外交途径从法国国家图书馆归还，均加深了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展现文化遗产的全人类价值。

此外，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各国经历了两次显著的文物归还运动，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与恢复正义的共同努力。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15年，随着拿破仑战败和维也纳会议的召开，战胜国家开始要求法国等国归还战争期间掠夺的文物。

这一时期，欧洲掀起了一场旨在恢复被战争或不平等手段掠夺文物的运动，其中奥地利向威尼斯和意大利归还了在历史冲突中掠夺的文物，文物归还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紧随其后的第二次浪潮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近20个国家和博物馆将收藏的文物归还给原属国，比如比利时向扎伊尔归还的数千件文物和法国向伊拉克巴格达博物馆归还的《巴比伦法典》残片等，均是这一运动的成果。

中国在这波国际文物归还潮中也收获颇丰。特别是在“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展出的众多文物，正是中国政府依托于“1970年公约”以及通过双边协定、法律与外交途径努力追索而回的实证。

如2006年丹麦归还的陶瓷随葬品、2007年意大利归还的出土文物等，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

自1949年以来，中国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及抢救征集等多渠道手段，已成功促使300余批次、15万余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

然而，与海外流失的数千万件文物相比，已回归的仅占极小比例，特别是清末至建国前流失的珍贵文物，其回归数量尤为有限。这些努力和成果虽然显著，但也暴露出文物追索之路仍然漫长且充满挑战。